古代帝王為了彰顯自己的威儀和功績，證明自己「天子」的合法性，加上其它更多的政治和文化原因，往往把泰山封禪作為一個重要的政治手段，比如秦始皇、漢武帝、唐玄宗等，從這幾個名字我們不難發現，他們不是功勛卓越，就是開創了太平盛世，最不濟也有天降祥瑞，也就是說，他們本身就具備封禪的條件，所以民眾是不反感的。
到了後來的宋真宗，可就是很特殊的一位了。他封禪的時候，澶淵之盟剛剛過去，雖說用錢買來了和平，但他本人，沒什麼拿得出手的功績，國庫雖然還算充盈，錢也是他老子留下的，左看右看，實在不具備封禪的正當理由，可越是這樣，人家越是想通過封禪，來證明自己的偉大。沒理由，那就自己創造嘛，於是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偽造天書事件就出現了。
原本，封禪也不算什麼，畢竟剛剛取得和平，舉國上下也一派祥和，氛圍還是挺好的，可真宗封禪，僅僅是後面一系列祭祀活動的開端，它和後來的祭祖、大修宮觀等一系列行動，硬生生把個富足的家底敗光了，這就導致官員和百姓都有怨氣，當代的史學家評判說這是一場鬧劇。
圖片來源於網路
這樣一場鬧劇，為什麼能成功呢？這其中，有力促者的利益考量、政治目的等主動因素，也有反對者迫於情勢、無奈妥協的被動原因。宋代真宗朝歷史研究學家王瑞來，在《君臣：士大夫政治下的權力場》一書中，對這些原因剖析得入木三分，本文在參考這本書的基礎上，僅對倡議者及總導演王欽若，出於什麼樣的利益訴求，及為之採用了一些什麼手段，作一個分析。
一、最基本的目的：討好老闆助己升遷
大老闆當然是真宗，如果能和他建立一種高度信任、彼此依賴的關係，仕途之上當然就順風順水，王欽若作為一個弄權高手，對這一點那是門清。
不得不說，王欽若有著非常精準的政治眼光，也富有冒險精神，早在真宗還是太子的時候，他就開始下魚餌了。當時的太宗雖然已經老了，但是對權力看得很重，如果有誰威脅到自己，哪怕是自己的親生兒子，那也是要受到猜忌的。真宗作為皇位繼承人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可以說是極度小心翼翼，但是仍然無可避免地踩雷了。他任開封府尹期間，至道二年（996年），天下大旱，他赦免了十七個縣的田租，原本是想博得行仁政的好名聲，繼而得到太宗的表揚，誰知適得其反，在太宗看來，全國都在放稅，獨獨你開封在免稅，這不是明著抗命嗎？偏偏還得到了好名聲，可不是變著法子威脅我？於是最終的結果，不是表揚，而是查處，負責調查的，正是王欽若。
歷史在這一刻是眷顧王欽若的，面對與未來君主風雲際會的良機，他勇敢地將賭注押在了太子一方，依據事實，有理有據地維護了太子，這讓真宗非常感激，第二年一登基，就升王欽若為太常丞，判三司都催欠憑由司。接下來，王欽若又憑藉自己的實幹和才能，幫真宗解決了幾個棘手的問題，雖然有些主意是竊取別人的，但到底給老闆留下了既替上級著想，又肯實幹的好印象，得到了進一步的信任。不過在王欽若看來，這還遠遠不夠，必須有一件事情，讓他和老闆互相依傍，難捨難分。
正是在這種心理下，王欽若成了真宗封禪的提議者和總導演。
跟真宗的近距離相處，王欽若看到了一個事實：真宗心裡有危機感。爺爺太祖，老爸太宗，一個馬上得天下，一個也曾到處征戰，只有自己，是靠家族繼承，而不是靠功勛服人，所以他始終有一種自卑感。深諳這種心理的王欽若，還知道真宗篤信天命神祇，為了迎合領導，順勢提出了封禪的建議。
司馬遷在《史記·封禪書》中說過，君主封禪的條件，要莫是太平盛世，要莫就是天降祥瑞，但現在二者都不具備，王欽若就出了個餿主意，偽造天書。天書還接連出現了兩次，這必定會受到有識之士的質疑，然而對王欽若來說，這反而是好事，只要他能說服真宗，最終將事情弄成功，別人越反對，就越能促使真宗和他更加緊密地捆綁在一起。為了加強效果，他還動不動就把些小異常，作為天瑞上報給真宗，後來的事實證明，這些舉措，讓真宗很受用，他們之間那些秘而不宣的謀劃，也將他和真宗綁在了同一架戰車上，只能前進，無法後退，這種高度的依存感，讓他獲得了巨大的回報，封禪後，他先後升任禮部尚書、樞密使、檢校太傅、宰相。
二、衍生的目的：實現個人道教崇拜
假造天書，東封西祀，所反映的，正是真宗和王欽若對道教的信奉，單就王欽若來說，他的道教信仰也許是為了討好真宗，但如果完全沒有自己的愛好和信奉，很難相信他能編撰出大量相關的書籍，並結交了不少道士。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作者李燾的評價，也說明了這一點：
「凡天書及諸祀祭皆欽若發之，雖以濟其邪佞，亦其素所蓄積者然也。」
導演了天書事件後，王欽若先後編撰了《先天記》12卷，又續了32卷；《翊聖保德真君傳》3卷；《會靈制》100卷；與他人合編《天僖大禮記》40卷；他還統領過道藏經的修校工作，真宗給他編撰的目錄賜名為《寶文統錄》，總計4357卷。這麼大數量的編撰工作，如果完全沒有對道教的狂熱，短時間內應該是很難完成的。
如果說編書更多的是為了討好真宗，那王欽若熱衷於和道士交往，也許更能說明他自己對道教的愛好。祥符末年，真宗召見了天台道士張無夢，在張道士返回的時候，王欽若作了一首詩來送別，其中有句子寫道：
「相見開懷忘歲月，因論微言鑒毫髮。」
可見，王欽若和張道士之間，是有交往的，而且交往得還很愉快，都可以「忘歲月」、「鑒毫髮」了。
後來，王欽若還和多位道士交往過，甚至發展到了被罷相的地步，這也說明，他對道教的愛好，不僅僅是為了附和真宗。
他晚年的遺願，就更能說明這一點了。他和茅山道士朱自英約好，等他退休了，就一起隱居在茅山，臨終前他還交待老婆，要在茅山修一座道館，作為他的歸宿。
這些所作所為，怎麼看，都不像只是為了討好老闆，在王欽若自己的宗教崇拜下，他向真宗提出東封西祀的建議，也就不足為怪了。
三、輔助的手段：抓住機會打壓對手
對王欽若來說，促進封禪，討好真宗，從而實現升遷，當然是最主要的目的，但如果對手比自己強大，這個目標就無法實現，當時最強大的對手，就是澶淵之盟後封相的寇準，他們本來就是宿敵。
寇準是大功臣，正是他一手促成了澶淵之盟，解除了大宋的軍事威脅，但他對待真宗的手段，未免太過強硬。面對契丹入侵，真宗是消極的，若不是寇準一再要求他親征，他很可能會選擇逃亡；澶淵城下，他不願意離敵人太近，又是寇準鼓動他過黃河親臨前線，據說在渡江的時候，真宗又想退卻，寇準親自牽了一匹馬過來，他才不得不前行，渡過河後，寇準又讓他登上地樓，鼓舞士氣。《五朝名臣言行錄》記載了寇準勸真宗的話：
「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，今若登城，必擒賊矣。」
可以說，真宗的一切行動，都是在寇準意願下的被動作為，這在他心裡始終是個疙瘩，後來他倚重寇準，讓他到達權力的巔峰，也不過是時勢所趨。
可見，他們之間的和諧關係是表面的，這種泡沫，最怕有人挑穿。這，恰恰是王欽若的絕好機會，哪怕是孤注一擲，也值得冒險。
嗅覺靈敏的王欽若，輕飄飄地對真宗說，寇準這人嘛，為了自己的名利，完全不把您的安危放在眼裡，當初力主您御駕親征，把您一個九五之尊，當作孤注一擲的大籌碼，賭在澶淵了，這麼大的恥辱，您還把他當功臣。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中記載了原話：
「城下之盟，雖春秋小國猶恥之，今以萬乘之貴，為澶淵之舉，是盟於地下也，其何恥如之！」
真宗聽了這話，隱晦於心、不便明說的傷痛湧上心頭，立馬便面紅耳赤，無言以對。不久後，寇準被罷相，出任地方官，王欽若終於為成功倡導封禪，實現自己的慾望肅清了道路。
不僅如此，在東封西祀期間，王欽若還試圖以上奏天書，為難寇準。天僖元年，寇準的部下周懷政又「發現」天書，當時王欽若授意他，要他通知寇準上奏。在王欽若看來，寇準一直反對封禪等一系列事件，以他剛烈的性格，肯定不願意違心上奏，現在強迫他做這事，正好藉機羞辱他，搞不好還可以治他個瞞報天書的罪。
王瑞來在《君臣》里說到，《宋史·寇準傳》記錄這件事時，說讓寇準上奏天書的人是王旦，但南宋李燾考證說，王旦天僖元年正月就已經去世，上奏天書是後來發生的事，做這事的，極有可能是王欽若，也只有他來做，才最合情合理。
但王欽若沒有想到的是，這次寇準為了回到權力的中心，會以妥協的態度，同意上奏天書。
不過這也不是壞事，有反對派的支持，真宗與王欽若假造天書的行為，就更加令人信服了，正好符合王欽若在建議寇準上奏天書時，對真宗說的理由：
「始不信天書者寇準也。今天書降准所，當令准上之，則百姓將大服。」
一場封禪，前前後後串連起很多事件，也摻雜了很多的權衡算計，就提議者和總導演王欽若來說，本文所論述的，遠不止他全部的意圖和手段，但這些，已足夠我們窺一斑而知全豹，從而了解這樣一場大事的誕生和發展，也許成為核心推動力量的，恰恰是個體因素。
歷史，也恰恰是無數個個體的人，創造的。
參考：
《群臣：士大夫政治下的權力場》，王瑞來
《王欽若與道教》，黃長椿
真宗封禪背後，總導演王欽若的個人利益算計
古代帝王為了彰顯自己的威儀和功績，證明自己「天子」的合法性，加上其它更多的政治和文化原因，往往把泰山封禪作為一個重要的政治手段，比如秦始皇、漢武帝、唐玄宗等，從這幾個名字我們不難發現，他們不是功勛卓越，就是開創了太平盛世，最不濟也有天降祥瑞，也就是說，他們本身就具備封禪的條件，所以民眾是不反感的。
到了後來的宋真宗，可就是很特殊的一位了。他封禪的時候，澶淵之盟剛剛過去，雖說用錢買來了和平，但他本人，沒什麼拿得出手的功績，國庫雖然還算充盈，錢也是他老子留下的，左看右看，實在不具備封禪的正當理由，可越是這樣，人家越是想通過封禪，來證明自己的偉大。沒理由，那就自己創造嘛，於是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偽造天書事件就出現了。
原本，封禪也不算什麼，畢竟剛剛取得和平，舉國上下也一派祥和，氛圍還是挺好的，可真宗封禪，僅僅是後面一系列祭祀活動的開端，它和後來的祭祖、大修宮觀等一系列行動，硬生生把個富足的家底敗光了，這就導致官員和百姓都有怨氣，當代的史學家評判說這是一場鬧劇。
圖片來源於網路
這樣一場鬧劇，為什麼能成功呢？這其中，有力促者的利益考量、政治目的等主動因素，也有反對者迫於情勢、無奈妥協的被動原因。宋代真宗朝歷史研究學家王瑞來，在《君臣：士大夫政治下的權力場》一書中，對這些原因剖析得入木三分，本文在參考這本書的基礎上，僅對倡議者及總導演王欽若，出於什麼樣的利益訴求，及為之採用了一些什麼手段，作一個分析。
一、最基本的目的：討好老闆助己升遷
大老闆當然是真宗，如果能和他建立一種高度信任、彼此依賴的關係，仕途之上當然就順風順水，王欽若作為一個弄權高手，對這一點那是門清。
不得不說，王欽若有著非常精準的政治眼光，也富有冒險精神，早在真宗還是太子的時候，他就開始下魚餌了。當時的太宗雖然已經老了，但是對權力看得很重，如果有誰威脅到自己，哪怕是自己的親生兒子，那也是要受到猜忌的。真宗作為皇位繼承人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可以說是極度小心翼翼，但是仍然無可避免地踩雷了。他任開封府尹期間，至道二年（996年），天下大旱，他赦免了十七個縣的田租，原本是想博得行仁政的好名聲，繼而得到太宗的表揚，誰知適得其反，在太宗看來，全國都在放稅，獨獨你開封在免稅，這不是明著抗命嗎？偏偏還得到了好名聲，可不是變著法子威脅我？於是最終的結果，不是表揚，而是查處，負責調查的，正是王欽若。
歷史在這一刻是眷顧王欽若的，面對與未來君主風雲際會的良機，他勇敢地將賭注押在了太子一方，依據事實，有理有據地維護了太子，這讓真宗非常感激，第二年一登基，就升王欽若為太常丞，判三司都催欠憑由司。接下來，王欽若又憑藉自己的實幹和才能，幫真宗解決了幾個棘手的問題，雖然有些主意是竊取別人的，但到底給老闆留下了既替上級著想，又肯實幹的好印象，得到了進一步的信任。不過在王欽若看來，這還遠遠不夠，必須有一件事情，讓他和老闆互相依傍，難捨難分。
正是在這種心理下，王欽若成了真宗封禪的提議者和總導演。
跟真宗的近距離相處，王欽若看到了一個事實：真宗心裡有危機感。爺爺太祖，老爸太宗，一個馬上得天下，一個也曾到處征戰，只有自己，是靠家族繼承，而不是靠功勛服人，所以他始終有一種自卑感。深諳這種心理的王欽若，還知道真宗篤信天命神祇，為了迎合領導，順勢提出了封禪的建議。
圖片來源於網路
司馬遷在《史記·封禪書》中說過，君主封禪的條件，要莫是太平盛世，要莫就是天降祥瑞，但現在二者都不具備，王欽若就出了個餿主意，偽造天書。天書還接連出現了兩次，這必定會受到有識之士的質疑，然而對王欽若來說，這反而是好事，只要他能說服真宗，最終將事情弄成功，別人越反對，就越能促使真宗和他更加緊密地捆綁在一起。為了加強效果，他還動不動就把些小異常，作為天瑞上報給真宗，後來的事實證明，這些舉措，讓真宗很受用，他們之間那些秘而不宣的謀劃，也將他和真宗綁在了同一架戰車上，只能前進，無法後退，這種高度的依存感，讓他獲得了巨大的回報，封禪後，他先後升任禮部尚書、樞密使、檢校太傅、宰相。
二、衍生的目的：實現個人道教崇拜
假造天書，東封西祀，所反映的，正是真宗和王欽若對道教的信奉，單就王欽若來說，他的道教信仰也許是為了討好真宗，但如果完全沒有自己的愛好和信奉，很難相信他能編撰出大量相關的書籍，並結交了不少道士。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作者李燾的評價，也說明了這一點：
「凡天書及諸祀祭皆欽若發之，雖以濟其邪佞，亦其素所蓄積者然也。」
導演了天書事件後，王欽若先後編撰了《先天記》12卷，又續了32卷；《翊聖保德真君傳》3卷；《會靈制》100卷；與他人合編《天僖大禮記》40卷；他還統領過道藏經的修校工作，真宗給他編撰的目錄賜名為《寶文統錄》，總計4357卷。這麼大數量的編撰工作，如果完全沒有對道教的狂熱，短時間內應該是很難完成的。
如果說編書更多的是為了討好真宗，那王欽若熱衷於和道士交往，也許更能說明他自己對道教的愛好。祥符末年，真宗召見了天台道士張無夢，在張道士返回的時候，王欽若作了一首詩來送別，其中有句子寫道：
「相見開懷忘歲月，因論微言鑒毫髮。」
可見，王欽若和張道士之間，是有交往的，而且交往得還很愉快，都可以「忘歲月」、「鑒毫髮」了。
後來，王欽若還和多位道士交往過，甚至發展到了被罷相的地步，這也說明，他對道教的愛好，不僅僅是為了附和真宗。
他晚年的遺願，就更能說明這一點了。他和茅山道士朱自英約好，等他退休了，就一起隱居在茅山，臨終前他還交待老婆，要在茅山修一座道館，作為他的歸宿。
這些所作所為，怎麼看，都不像只是為了討好老闆，在王欽若自己的宗教崇拜下，他向真宗提出東封西祀的建議，也就不足為怪了。
圖片來源於網路
三、輔助的手段：抓住機會打壓對手
對王欽若來說，促進封禪，討好真宗，從而實現升遷，當然是最主要的目的，但如果對手比自己強大，這個目標就無法實現，當時最強大的對手，就是澶淵之盟後封相的寇準，他們本來就是宿敵。
寇準是大功臣，正是他一手促成了澶淵之盟，解除了大宋的軍事威脅，但他對待真宗的手段，未免太過強硬。面對契丹入侵，真宗是消極的，若不是寇準一再要求他親征，他很可能會選擇逃亡；澶淵城下，他不願意離敵人太近，又是寇準鼓動他過黃河親臨前線，據說在渡江的時候，真宗又想退卻，寇準親自牽了一匹馬過來，他才不得不前行，渡過河後，寇準又讓他登上地樓，鼓舞士氣。《五朝名臣言行錄》記載了寇準勸真宗的話：
「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，今若登城，必擒賊矣。」
可以說，真宗的一切行動，都是在寇準意願下的被動作為，這在他心裡始終是個疙瘩，後來他倚重寇準，讓他到達權力的巔峰，也不過是時勢所趨。
可見，他們之間的和諧關係是表面的，這種泡沫，最怕有人挑穿。這，恰恰是王欽若的絕好機會，哪怕是孤注一擲，也值得冒險。
嗅覺靈敏的王欽若，輕飄飄地對真宗說，寇準這人嘛，為了自己的名利，完全不把您的安危放在眼裡，當初力主您御駕親征，把您一個九五之尊，當作孤注一擲的大籌碼，賭在澶淵了，這麼大的恥辱，您還把他當功臣。《續資治通鑒長編》中記載了原話：
「城下之盟，雖春秋小國猶恥之，今以萬乘之貴，為澶淵之舉，是盟於地下也，其何恥如之！」
真宗聽了這話，隱晦於心、不便明說的傷痛湧上心頭，立馬便面紅耳赤，無言以對。不久後，寇準被罷相，出任地方官，王欽若終於為成功倡導封禪，實現自己的慾望肅清了道路。
不僅如此，在東封西祀期間，王欽若還試圖以上奏天書，為難寇準。天僖元年，寇準的部下周懷政又「發現」天書，當時王欽若授意他，要他通知寇準上奏。在王欽若看來，寇準一直反對封禪等一系列事件，以他剛烈的性格，肯定不願意違心上奏，現在強迫他做這事，正好藉機羞辱他，搞不好還可以治他個瞞報天書的罪。
王瑞來在《君臣》里說到，《宋史·寇準傳》記錄這件事時，說讓寇準上奏天書的人是王旦，但南宋李燾考證說，王旦天僖元年正月就已經去世，上奏天書是後來發生的事，做這事的，極有可能是王欽若，也只有他來做，才最合情合理。
但王欽若沒有想到的是，這次寇準為了回到權力的中心，會以妥協的態度，同意上奏天書。
不過這也不是壞事，有反對派的支持，真宗與王欽若假造天書的行為，就更加令人信服了，正好符合王欽若在建議寇準上奏天書時，對真宗說的理由：
「始不信天書者寇準也。今天書降准所，當令准上之，則百姓將大服。」
圖片來源於網路
一場封禪，前前後後串連起很多事件，也摻雜了很多的權衡算計，就提議者和總導演王欽若來說，本文所論述的，遠不止他全部的意圖和手段，但這些，已足夠我們窺一斑而知全豹，從而了解這樣一場大事的誕生和發展，也許成為核心推動力量的，恰恰是個體因素。
歷史，也恰恰是無數個個體的人，創造的。
參考：
《群臣：士大夫政治下的權力場》，王瑞來
《王欽若與道教》，黃長椿